【内容摘要】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法律素质,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是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和致力推进的重要环节。“六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柳州市立足柳州农村实际,努力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工作,进一步夯实法治建设基础,农村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得到明显增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得到稳步推进,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我市农村普法教育工作在法治建设新常态下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与农村广大群众法律新需求、法治新期待有着较大差距,农村普法教育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9·30”柳城爆炸案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市农村普法和法治建设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六五”普法已经收官,“七五”普法即将启动。我们应如何科学谋划“七五”普法规划关于农村普法工作的新走向、新目标?本课题组在对各县区、法治宣传部门和执法部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反映柳州市农村普法工作现状,对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破解,提出加快推进农村普法教育创新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柳州;农村;普法;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法治建设 

  一、我市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现状 

  为全面、翔实、客观地了解和掌握我市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现状,本课题组采用了走访座谈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基层相关部门和发放调查问卷三种形式开展调研。其中,对全市六县四城区的18个单位、乡镇、村屯进行了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11次,参加人数达350余人次;针对基层普法骨干、村两委干部、农村居民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845份,有效问卷831份。参与调查人员中,在知识结构上:大专以上63人,初中以上345人,小学以下437人;在年龄层次上:50岁以上345人,16岁以上350人,16岁以下150人。调研点面结合,具有一定代表性,因而较为准确、客观地体现了我市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工作取得的基本成效 

  从“一五”普法到“六五”普法,我市以“法律进农村”为载体,大力开展农村普法工作,全市农村普法教育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都有了长足进步,农民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广大农民法律知识贫乏、法制观念淡薄的状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村发生了由“无序”到“有序”,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一是广大村民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据不完全统计,“六五”普法期间,以“法律进农村”为载体的普法宣传活动共开展1736场(次),参与人数累计达20余万人(次)。 

  对农村普法活动日常接触的调查(图表1结果显示,认为“每年都会接触(参与)农村普法活动”的为762人,占比91.70%;认为“每隔几年才接触一次农村普法活动”的为58人,占比6.98%;认为“从未接触过农村普法活动”的为11人,占比1.32% 

  对身边人群法律意识、守法意识增强感受情况的调查(图表2结果显示,认为“增强了”为697人,占比83.93%;认为“没变化” 

 

  图表1 

  97人,占比11.70%;认为“降低了”为3人,占比0.4%;认为“没关注”的为33人,占比3.97% 

 

  图表2 

 

  图表3 

  对自身合法权益关注度的调查(图表3结果显示,认为“非常关注”的为689人,占比82.91%;认为“很少关注”的为98人,占比11.80%;认为“没在意”的为44人,占比5.30% 

  图表1、图表2图表3中可以看出我市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在提升农民法律意识方面成效显著。通过接触和参与普法活动,农民群众学习到了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法治观念在大多数农民群众中得到确立,守法意识得到提高。 

  二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依法治村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全市935个行政村100%都开展了民主法治创建活动,其中,5个行政村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荣誉称号,30多个行政村荣获“全区民主法治示范村”荣誉称号,120多个行政村获“柳州市民主法治示范村”荣誉称号,村规民约修订的全覆盖也正在铺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以及重大事情由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等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日臻完善,依法治村得到进一步的规范与发展。在对村内重大事项决定如何商议处理的调查中,认为会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集中商议”的为610人,占比73.42%;认为“村委会开会商议”的为101人,占比12.13%;认为“个别人私下决定”的为46人,占比5.53%;认为“不知道”的为74人,占比8.9%。由这个侧面看出,我市基层处理重大问题时基本都能按照民主、公开的程序进行,农村基层干部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有法不依的现象基本消除,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的意识明显增强。 

  三是农村普法教育工作载体得到强化。经过多年努力,全市市、县、乡(镇)三级都设立了指导和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机构,每个村都建立了法律图书角(室),大多数村建有法制宣传栏,配备了法制夜校的设备设施,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的有效载体得到巩固和加强。 

 

  图表4 

  在对获取法律知识途径的调查(图表4中(此为多选题,共收到有效答卷826份),选择“广播电视”的为813人,“报刊杂志”为578人,“网络(包含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为493人,“亲朋之间”交流为317人,“普法宣传活动”为379人。 

  在农村居民更喜爱的普法教育方式调查(图表5中,选择“广播电视”的为208人,占比24.97%;选择“报刊杂志”的为144人,占比17.36%;选择“网络(包含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为182人,占比21.87%;选择“法律知识讲座”的为69人,占比8.29%;选择“免费赠送法律书籍”的为59人,占比7.17%;选择“免费发放普法宣传画等资料”的为169人,占比20.34% 

图表5 

  比较图表4图表5可见:农民在获取法律知识的客观途径与喜爱普法方式的主观选择上,呈现大同小异、基本吻合的态势,这表明二者间存在对接契机。其中,广播电视成为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首选途径,显然与农村的地理环境、农民的文化层次和宣传网络的布局辐射现状有关——广播电视村村通让频道信号无障碍传输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农民群众接收法治宣传类节目等提供了操作方便、内容丰富、理解容易的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的几种传播方式中,网络(包含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仅次于广播电视位居第二,可见,新媒体在农村也正处于逐渐认识、产生好奇的阶段,这个阵地的开发利用,或可成为农民普法的又一“蓝海”,作用效果不可小觑。 

  另外,以“耶歌”传唱、“鼓楼送法”、“百村百戏”、“百案百例”等为代表的民间法治文艺得到壮大发展,以《柳州日报》《柳州晚报》普法专版为载体的纸媒阵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以柳州电视台“柳州新闻”“新播报”普法专栏为载体的电视法治专栏节目得到有效开辟,以普法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普法平台也逐渐开始被农村居民接受和使用。广播有声、电视有影、报刊有文、网络有言的宣传工作模式在农村得到明显普及和强化。 

  (二)我市农村普法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在我市农村普法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课题组调研走访中得知,农村普法工作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针对性、实效性都不够强。 

图表6 

  在对涉及农业发展、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法律法规知晓程度调查(图表6中,调查对象对诸如宪法、民法、婚姻法、森林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劳动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法律常识性知晓情况表明,认为“熟悉”的为122人,占比14.71%;认为“比较熟悉”的为256人,占比30.88%;认为“一般了解”的为272人,占比32.77%;认为“不知道”的为180人,占比21.64%。其中“熟悉”和“比较熟悉”的比例总和仅为45%左右,远低于不久前柳州市依法治市办公室针对城市居民开展内容相同的调查比例88% 

 

  图表7 

  而在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满意情况的调查(图表7中,认为“满意”的为177人,占比21.36%;“基本满意”的为250人,占比30.09%;“一般”的为259人,占比31.15%;“不满意”的为144人,占比17.4%。对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满意度的调查中,认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之和仅为51.45%,近半数的受调查者认为农村普法教育仍需改善。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思路、内容供给、宣传模都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体现在: 

  1、思想认识上的“人治”封建思想,影响农村普法的开展和法律意识的有效形成。由于长期以来人治思想和现实的负面影响,使得广大干部群众对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从近年来发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可以发现,在农村许多村干部、农民群众处理涉法问题时,常常按照“民俗”和“惯例”方式进行处理,依法办事的意识不高,从而阻碍了普法工作深入发展。在我们以“您认为解决矛盾纠纷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进行调查的结果也明显反映出这一问题(如图表8。调研组在不同乡村共向1000名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表示会采取法律方式解决的有131人,占总人数的13.1%;表示会依靠家族势力解决的有322人,占总人数的32.2%;表示会按照村规民约解决的有202,占总人数的20.2%;会找有威望的人解决的有140人,占总人数的14%;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忍就算了的有150,占总人数的15%;会采取其他方式解决的有55,占总人数的5.5%,由此可见,农民运用法律解决纠纷矛盾的意识还没能很好的形成,农民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农村法治建设明显滞后,难以适应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要求。 

 

  图表8 

  2、普法机制上的“不完善、不健全”,影响普法效果。一直以来,我市没有专门制定出农村普法教育的宣传机制、责任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协调联动机制、队伍建设机制。对农村普法教育效果的评价一般都停留在领导是否重视、开了多少次会、发了多少份材料、印制了多少展板海报、办了多少期培训班、有多少人受到教育等机械数字上,而对于这些数字的有效成分缺乏精准合理评判。没有科学具体的农村普法教育评价标准,就很难了解到农民群众对普法宣传教育的反响和接受,也很难检验出农村普法工作成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普法效果。 

  3、普法形式上的“单一”,使得普法缺乏吸引力。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市农村普法的方法仍比较单一,新的办法不多,大多时候不外乎摆摊咨询、发资料、挂横幅、贴标语、上大课、建宣传橱窗等形式,而农村现实情况看,无论是农村社会成员的主体还是新型农民对学法方式的认同感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一边年纪大、文化层次低的农民群众成为农村群体中的大多数,一边越来越多的农民洗脚上田到城市打工或开办企业,单一的普法形式很难激发群众学法积极性。 

  在对所在乡镇普法宣传需在哪方面加强的调查(图表9中,选择“宣传教育形式”的为409人,占比49.29%;“活动数量”的为116人,占比13.96%;“宣传教育内容”的为305人,占比36.75%。从调查结果看出,当前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已基本能满足基层需求,而形式、内容才是迫切需要突破农村普法工作发展瓶颈的重要环节。 

 

  图表9 

  4、普法内容上的“供需”差距,导致普法缺乏活力。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从业人员比例上:除开传统的农、林、牧、副、渔等产业,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比例逐渐增多,他们遇到新的法律问题也大大超过从事第一产业的人群。另外,随着农村地区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土地流转、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城镇建设、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医患纠纷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我市农村地区陆续出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这些新情况、新变化,未能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新策略、新招数。如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素质、不同需求农民的法律需求,解决好农村普法工作“供需”矛盾,需要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 

  5、普法队伍力量薄弱,影响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从工作机构上看,由于负责普法工作机构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其指导、协调、检查和监督等职能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深陷“小马拉大车”的尴尬处境。从基层力量和队伍素质上看,主抓基层普法工作的基层司法所人员少、工作量大,全市“一人所”的数量就达到了41个,占司法所总数量的35%,他们既要负责矛盾纠纷调处、社矫人员管理等,还要承担所在乡镇的中心工作,对于创新普法工作普遍力不从心,普法队伍面临结构失衡、人员青黄不接、编制配备少等问题。从我市农村的整体情况看,我市农村人口多,地域广,尤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生活的自由化程度较高,基层组织对村民统一管理的能力已相对减弱,组织村民学法的时间无法保障,把村民集中起来也相当困难,而有限的普法力量相较于庞大的农村普法宣传组织工作开展,显然有着无法承受之重。 

  6、普法经费上的“短板”供给,制约普法工作的发展。课题组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我市在农村普法工作中,经费保障、横向联动等机制的运行还不尽如人意。各县普遍反映普法经费紧张,车辆或缺乏或年久失修,给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如市级规定普法经费人均1/年,很多县普法经费不到1元,最低的仅为人均0.15/;而到了乡镇一级,由于没有统一规定和要求,农村普法经费很难得到保障,严重影响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二、加快推进我市农村普法教育创新发展的建议 

  做好新时期农村普法教育,不仅是培育新型农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因此,农村实施普法教育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普法理念和情理交融工作方式,要在增强普法教育工作实效性上下功夫。如何在新的一轮普法教育里开好局、起好步,真正实现创新发展,我们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时代性,把握基本点,营造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大氛围。农村普法是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农村普法要把握的“基本点”。农村法治宣传教育要坚持与时俱进,树立法治宣传教育创新理念,实现法治“入脑入心”,从根本上解决“人治”思想。一是要树立农村法治 “大宣传”的理念。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全民参与的社会工程,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各部门都是普法的主体,都有向社会普及法律知识的义务,特别是行政执法机关负担着执法相对人普及执法法律知识职责,应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本部门执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逐步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大普法”、“大教育”、“大宣传”的法治宣传教育新理念和新机制。二是要树立全新的法治宣传动静联动理念。普法不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更主要的是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的培养。在新形势下,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外部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法治宣传教育不仅要宣传静态意义上的法制,还要宣传动态意义上的法治,要通过各种法律知识、法制信息与观念的传播,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更要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行为,最终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树立法治精神,实现法治社会。三是要树立“围绕农村经济发展抓普法,抓好普法促农村经济发展”的宣传理念。农村普法宣传不仅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推动农民群众懂法、知法、守法、护法、用法的有效办法。开展农村普法宣传,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有助于农民群众法律素质的提高和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农村普法工作目标要实现从一般的“守法”、“不犯法”向“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与管理、监督和社会事务”高度转变,整体推进,互相促进。 

  (二)坚持全局性,把握关键点,实现农村普法工作机制创新 

  是健全领导责任机制。各级普法组织要把农村普法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使农村普法工作由“软”变“硬”;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普法工作领导机构,明确乡镇、村党政“一把手”普法第一责任。要积极发挥好人大和政协的监督作用,将各部门各行业的普法工作列入检查内容,研究建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阶段性、专项性检查、视察普法教育等农村普法情况定期督查制度要进一步完善部门责任体系,明确部门职责,细化工作规范,制定因普法不到位所造成问题的责任倒查和追究制度,全面加强农村普法工作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  

  是加强农村普法工作机制建设。制定县、乡、村三级干部学法考评办法和依法办事情况评议细则,建立县、乡、村干部述法制度,实行干部述法与群众评议相结合,变普法软指标为硬指标。建立联动共管、责任明晰的目标管理体系。将农村普法教育目标管理内容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明创建、法治(县)区、平安乡镇(街道)等各项工作考核体系挂钩,并分解成具体指标或标准,不断健全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整体联动考评机制,借助各方面力量促动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行业对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更进一步的重视和更大力度的推行;完善“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工作机制,促进执法与普法工作的有机结合,实现以普促治、普治并举的工作目标。 

  三是研究制定农村普法工作考核评估评价体系。科学制定柳州市法治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对农村法治建设考核体系进行细化、量化,将农村法治宣传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价体系,通过引入专业调查方式,构建公正客观务实的农村普法教育评价标准,可设立相应指标:如民事案件数量、治安案件数量、刑事案件数量、刑事犯罪下降率、群体性纠纷发生件数、矛盾纠纷发生数量及解决率、上访件数、乡村政务公开程度、乡村干部法律知识测评、乡村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发生件数、法治宣传活动场(次)数、宣传栏设置数量及更新次数等,使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由“虚”变“实”。 

  四是加强农村普法队伍建设。要建立一支覆盖面广、有文化、懂法律知识、有奉献精神的农村法治宣传骨干队伍。首先,要充分发挥法治宣传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法治宣传员、普法讲师团和法治宣传志愿者队伍建设,形成以政府资源为基础,以部门资源为主导,以社会资源为补充的资源投入和推进机制,使农村普法依法治理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其次,要以政法干警、乡镇领导为骨干,组成中心辅导组,主要负责村级普法宣传员上辅导课。第三,要以村干部、党团员、离退休干部、离任村干部、中小学教师建成普法教育网络,加强对他们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使之成为能胜任法制宣传的宣传员,负责经常组织农民群众学法,帮助漏学人员补课。第四,要充分发挥农村普法中心户、法律明白人的作用,根据农民居住分散的特点,把相邻的农户,集中在一起学习,保证学法质量。第五,要加强农村执法、基层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过严明执法、公正执法,让农村群众看到法律的公正和法治的进步,树立信法、守法、用法意识,不断优化农村法治环境。 

  五是从制度上给予农村普法工作经费保障。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一套普法经费专项机制,将农村普法经费从普法经费中分离单设一项,并按农村总人口一定的比例,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各乡镇、各部门要在公务经费中单独列支一定的农村普法经费,做好工作计划和年度预算;实行农村普法经费年审制度,将农村普法经费作为年度财政审核内容单项检查,实行责任追究,确保经费实实在在用在农村普法教育工作上。同时,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着重解决好涉及农村群众法律事务问题,如成立乡村“说和事务所”,扶持乡村法治文化建设。 

  (三)坚持多元性,把握着力点,提升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成效 

一是坚持实效性定方式,增强农村普法渗透力。制定“菜单式”普法机制,根据农民不同文化层次、农村普法不同时机实际需求,组织对农民群众密切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摸底,以行政村为单位填写上报“菜单式”普法调查问卷,由各县依法治县办分类整理,制定县、乡镇不同的普法教育内容。组织不同领域普法志愿者根据报送“订单”编印涉及社会管理、公共安全、新农村建设、民事法律、劳动保障和经济管理等内容的法治宣传资料,有针对性的开展普法教育。建立常态化普法教育供给机制。大力推广融安县“普法工作人人参与,普法教育一个都不能少”的经验做法,坚持以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参与相相合、集中培训与公民自学相结合、传统方法与新兴媒体相结合等“三结合”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普法力量“拢”起来、让普法形式“活”起来。要完善农村普法阵地建设,每个村建立一个法治宣传栏,并统一印制法治宣传挂图发放到各村张贴,确保法治宣传栏能及时更换。加强农村普法新媒体运用,全力打造以“微信、微博、微电影”为主流的新媒体微普法平台,形成农村普法新效应;大力创办和运用农村“普法超市”、法制夜校等在各地广受欢迎的新兴普法载体,进一步激发农民学法用法守法的积极性。 

  二是坚持可行性定模式,增强农村普法推进力。从农村普法工作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新时期农村普法有效途径,创建农村“普法示范村、学法中心户、法律明白人”普法新模式。要努力创建农村普法示范村,制定下发创建普法示范村工作实施意见和考核办法,对创建普法示范村的标准、措施和考核办法提出具体要求,纳入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各行政村分别成立由支部书记为组长、主任为副组长的普法示范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区、镇、村三级组织网络,建立健全普法宣传“五有”阵地,即各村有一所法制学校、一个法制宣传栏、配备一套法律图书、建立一支法制宣传队伍和一套完整制度和档案。要努力培育学法用法中心户,以自然村庄划块为区,毗邻居住的农户为依托,按照群众自愿的原则,培育学法中心户。中心户要求“五有”:即有较好的家庭活动场所、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有一套法律宣传资料、有一定的社会矛盾调解经验。主要职责是:利用农村空闲、下雨时间组织邻居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宣传;二是利用调处民事纠纷等机会就事说法,宣传治安处罚法;三是利用红白喜事聚会等平台,宣传农村易风易俗等政策法规。要努力培养法律明白人。以开展“送法律进农村”活动为契机,对村支书、村主任和村调解员、村民代表、农村民营企业主等进行轮训,使他们真正成为法律明白人。 

  三是坚持灵活性定时机,增强农村普法影响力。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群众对法治宣传教育有“三盼”,一盼法治宣传选好时间;二盼法治宣传选对方式;三盼法治宣传选准内容。农村法治宣传要根据农民“盼时机”的需求,因“时”制宜实施教育。对在家务农的农民,可利用下雨天或农闲冬休时间组织机动教育;对就近经商、务工的农民可选用早晚或节假日,避开经营、务工时间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对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民可采取邮寄法制宣传资料进行函授式教育;对农民中的党团员可结合党校、团校培训及平时活动开展阵地式教育;对农村年老体弱、没有文化的农民可上门走访开展谈心式教育。春节期间,利用农村走亲访友之机开展庭院法制故事会、法制报告会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还可通过劳动保障部门实行农民工外出务工前法制培训,发给普法合格者证书。对个体工商户和企业职工,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职工,劳动、工商、普法依法治理等部门结合诚信守法经营教育开展应知应会法律知识教育,对达不到规定要求的限期补课。总之,农村普法工作要根据不同时机需要制定出详细农村普法教育工作规范,将“一锅煮” 的普法模式改为“分锅炒”,满足动态普法需要。 

  四是坚持社会性定项目,增强农村普法扩张力。根据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农村普法可推行项目化建设,政府通过建立普法教育工作指标体系,实现普法教育项目化管理。通过科学设置农村普法推进项目,将普法教育工作的“软任务”变成“硬指标”,项目可以为“农村法治文艺建设”、“农村法治电影巡映” 、“农民法律知识培训”、“农村法治宣传阵地建设”、“农村普法载体拓展”“农村法律知识读本”等小项目,设定每年的工作目标,整个项目以五年为期限给予推动。整个项目由市、县统一协调指导,统筹考虑进度、成本、资源等要素,对所有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督查指导,每个项目都做到“定名称、定内容、定目标、定主体、定时序、定责任”,一些项目可采取政务购买服务或吸纳民资的方式进行运作,积极探索社会化运作模式,并在推进项目实施过程中强化督查和考核。 

  (四)坚持服务性,把握落脚点,实现农村法治惠民目标 

  在法律服务中普法是农村普法工作的“归宿点”“落脚点”。我市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相对薄弱,依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怕打官司。农民遇到涉法问题,一是不知道维权,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二是因为维权成本高不敢维权,负面情绪越积越多;三是盲目维权,导致上访或矛盾冲突的产生。这些都是影响农村普法工作最为突出的消极因素。随着城镇化进度加快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医患纠纷、土地流转、劳务纠纷、养老继承等方面的涉法问题越来越多。一方面,专业资源匮乏,享受不到也享受不起优质法律服务;一方面,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此,要努力做到几个抓好: 

  一是建设农村法律服务统筹规划体系,让基层民众在接受公共法律服务中感受法律、认识法律,提高法律意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我市应按照政府主导、城乡一体、服务均等、因地制宜的原则,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建设乡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平台,设立村级法律服务站。建立基层法律顾问制度,统筹配置以律师为主体的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拓展定点、流动等服务模式,推动法律顾问服务向村()延伸,实现“一村()一法律顾问”。完善法律援助组织网络,推进司法所、村()、监所等法律援助工作站点建设,健全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实现应援尽援。 

  二是抓好重点对象的普法和帮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首先,要加大农村党员、村民小组长、妇女主任、村民代表的普法力度,以农村骨干的学法热情带动和影响到农民学法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要突出抓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普法教育。要结合留守儿童自身的特点,制定出一系列适合农村留守儿童法律需求的普法教育工作机制和推进措施,要推进农村学校法制副校长制度建设和“法律进学校”、“四落实”工作。第三,要加强对特殊群体帮扶和普法教育。各基层综治办、普法办、司法工作站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在刑释解教和社区(生产队)服刑人员中挑选出特别困难的人员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通过开展心理帮扶、物质帮扶、法援帮扶等措施,达到“帮教一人、感召一片、稳定一方”的效果。 

  三是抓好农村人民调解机制建设,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全面拓宽人民调解工作覆盖面,巩固和规范街乡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抓好专业性人民调解机制建设,重点推广柳江医患纠纷调解“四步工作法”和“四个结合”工作模式。“四步工作法” ,即:先入为主法、控制事态法、摸清诉求法、教育疏导法;“四个结合”,即:调解与宣传结合、调解援助结合、法理与清理结合、调解与诉讼结合。 

  四是抓好农村普法工作的跟踪,保证人人受到普法教育。针对农村重点普法对象大多外出务工的实际,必须在机制上进行创新,建立适应农村新形势的普法和依法治理机制。可以依托社会管理工作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建立以流入地为主的法制宣传宣传教育机制,由流入地党委政府负责抓好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教育和法律服务工作。同时,流出地在有组织的开展劳务输出时,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建立学法小组,在外出人员中培训宣传骨干,做好外出务工人员的普法教育和法律服务。 

  五是抓好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让法治融入群众的精神生活。要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提升农民的法治理念,争取以政府投资和社会集资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一批法治文化公园、法治小游园、法治长廊等农村法治文化阵地;推广柳城县“三百”(百村百戏、百村百课、百案百例)为载体的普法“三百工程”活动,着力挖掘本土法治文化精品,打造具有柳州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 

  做好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意义重大,“七五”普法要采取贴近农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努力在农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维护权益靠法”的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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